城市开发强度是指一个区域当中的城市占有空间的比重。

据全国总工会的调查，2009 年各省会城市的最低工资多数只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的30% 多一点，2010年以来，各地最低工资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多数地方仍未达到国际惯例标准。设想一下，如果大部分年轻人对劳动致富产生疑问，那么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有希望吗？所以，加快提高普通劳动群体的收入水平，防止普通劳动群体被社会边缘化，有利于树立劳动者光荣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有利于弘扬社会正气，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我国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均偏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 年的 381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29992 元，增长了 78倍。2． 企业一线职工工资水平普遍偏低我国企业中蓝领职工大多处在企业一线和低端岗位，他们的工资过低现象比较普遍。在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条件下，作为主体的劳动报酬的比重就不应当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持续下降，作为现代化建设主力军的普通劳动群体的收入水平也不应当长期偏低。关 键 词 普通劳动者 收入分配 制度建设近年来，全社会已经基本形成的共识是，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比重长期偏低，收入分配改革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例如，2009 年，深圳特区内最低工资相当于当地平均工资的27. 6% ，北京市相当于 21． 4% ，上海市相当于29. 2%。笔者认为，我国普通劳动群体人数众多，收入偏低，处于社会的底层，要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应当将提高普通劳动群体的收入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伦敦城市开发强度不过是 23.7%，东京城市开发强度最高也只有 29.4%。

如果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依靠新的一轮城镇化，无疑是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重复过去二十年城市化的模式，形成一次波及穷乡僻壤的城镇化运动。在城市化过程中，形成了以房地产业为核心，包括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参加的利益集团，不断外推城市边界，刺激地域级差，共同分享因为城市化所形成的财富果实。不仅如此，大都市和城市群主导的城市化新格局正在形成。可以肯定地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城市化和城镇化将全面遭遇因为资本、空间、生态和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极限的挑战，不能够克服和超越这些极限，关于城镇化的经济潜力之说，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

中国山地和高原占国土面积的60%，平原面积低于 40%，适宜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发的面积大约在180 万平方公里左右，扣掉必须保护的耕地和已有的城市用地，中国今后能够进行城镇化和工业化开发的面积不过是 27 万平方公里，不到全国陆地国土总面积的 3%。各级政府不仅需要向农民提供物质生活条件、就业环境和就业机会，还有基本的社会保障。

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在各地大城市扩张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中等城市个数与人口规模也在增加和扩大中国过去30年，大体是工作年龄人口占比不断上升，劳动力充裕和价格相对低廉的时期，是高速经济增长和人口红利积极互动时期。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创新长波因素的作用。内生增长的核心机制是通过学习，知识积累，形成内部自创的优势，建立知识经济和创新体系。

此外，还不断有新的人为因素导致生态环境危机，例如所谓的转基因工程。简言之，就是高加工度化和技术集约化部门落后。或者继续压制创新的体制。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将陆续刊出维也纳大学朱嘉明新书《中国改革的歧路》中第三篇《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的内容。

总之，上述任何一种选择，都表明了生态环境不仅已经开始制约经济的高增长，而且制约的强度会不断加重。更为严重的是，现存的增长方式所引发的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导致医疗支出攀升，侵蚀居民有限财富，触发更多的群体事件。

波峰和波谷的落差缩小在高位型向中位型变动之间。同时，这也是中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期，生育率下降，并导致中国在 21 世纪过后不久快速进入社会人口老龄化的过程。

影响周期的主要因素是农业经济与五年计划相关的工业投资和政治运动。从中长期看，至少有如下五个约束条件发生作用，使中国的高增长被中速甚至中低速所替代。3D 印刷机正在实现资讯革命、网络革命和加工工业的融合，是这场革命的重要标志。其意义远远超过 18 世纪英国主导的纺织，20 世纪初以福特工业生产线和企业管理代表的工业革命，颠覆了人们的工业生产概念。繁荣需要创新，创新引起模仿，模仿打破垄断。而实现大众消费，需要整个社会将注意力从供给转到需求，从生产转到消费，将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引导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大众服务领域。

中国要实现这样的转变，需要改变经济、教育和科研制度。总之，与经济起飞阶段相比较，向技术成熟和大众消费阶段的过渡，需要更长的时间，经济增长速度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减速。

可以肯定的是，高增长时代结束。中国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制度变革，推动创新。

所以，中国至今所完成的不过是传统意义的工业化。一种判断是，2012 年的经济下落是暂时的，只要调整经济增长方式，找到新的增长点，仍旧可以重新回到高增长的轨道。

在工业领域，如何在发展资本和科学技术部门的同时，避免劳动密集型产业过早或过快地衰落，以维持就业水准。作为中国最大城市的上海，60 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五分之一。中国经济学家在解释这个时期的经济周期现象时陷入了困境。所有这些问题表明，中国要全面进入大众消费阶段，还需要相当的时间，要建成一个福利社会，是一个更为遥远的目标。

其次是工业内部结构问题，虽然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相对下降，资金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出现增长，但是，工业结构总体水准仍处于较低层次，技术密集型产业仍未发挥主导作用。目前有一种看法认为，以高档耐用消费品普及化、住宅建设热潮和闲暇消费兴起作为标志，经济正在从过分依赖投资驱动转型到倚重消费拉动，所以中国已经步入大众消费阶段。

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性提高。在这样的增长模式下，曾经盛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福特生产方式在中国得以空前的放大，使之成为了世界工厂。

这无疑是不足为信的理论。一个年轻人口比重大的社会，劳动力抚养负担较小，劳动力供给充足，容易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所谓人口红利。

特别是，不论进入技术成熟，还是大众消费阶段，都需要进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进一步变革。老龄群体退出劳动力市场，减少劳动力供给，加之新生代自愿失业人口增加和不再爱劳动的人口增长，劳动力成本将不可抑制地上升。例如，在农业领域，如何避免粮食大规模减产和发生粮食危机。但是，因为中国经济基数已经过大，加剧对生态环境资源的消耗，生态环境恶化抵消解决经济增长的效益，如果要扣除环境成本，社会财富存量会大幅降低。

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每个周期取决于新技术、新产品和新领域等创新活动的勃兴和衰落。不论是依据统计资料还是经验观察，1980 年代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准备阶段，从 1990 年代初至 2010 年前后则是中国经济的起飞阶段。

再次，产业结构还是一个动态概念。货币金融经济市场化滞后。

产业结构方面的问题，首先发生在实体经济和非实体经济之间，主要是货币金融经济失衡。建立知识经济需要资本和人力资源对教育和科学技术大规模地、长期地投入，还需要教育、科研和企业制度的配套改革，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刚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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